“性贿赂”该不该入刑？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，因检方未对其“性贿赂”情节提出指控，再度引发舆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。

　　事实上，自1996年修订《刑法》起，“性贿赂”该不该入刑的争议，至少持续了17年。

　　17年来，虽然官员权色交易案件屡发、高发，社会各界不断呼吁立法制裁“性贿赂”，但历经8次修订的《刑法》，一直未写入“性贿赂”。立法机关出于哪些方面考虑，未对“性贿赂”动用刑法“利器”？

　　对此，新京报专访知名刑法学者周光权教授。

　　指控“性贿赂”存在法律障碍

　　表面来看，刘志军案等一系列官员权色交易案件，有一部分贿赂的内容是“性服务”。其中有三起是行贿人出钱雇请他人为被告人提供“性服务”。其实质是受贿人收受了行贿人的钱财，应该以受贿罪追究。

　　新京报：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，虽然“性贿赂”情节很清晰，杭州刑事律师刘志军本人承认，他与丁羽心之间存在“性贿赂”、权色交易事实，但无论是案卷还是庭审，检方对此都没有提出指控。究其原因，是不是因为“性贿赂”还是现行《刑法》的空白点？

　　周光权：现行《刑法》没有明确规定接受“性贿赂”构成受贿罪，因此，指控类似行为存在法律障碍。

　　当然，从应然的角度讲，我个人认为，应该对权色交易在刑法立法上有所体现，才符合逻辑。因为权色交易的背后，就是权力出让、权力滥用，社会危害性极大。所以哪些原因、哪些条件导致了权力出让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权色交易引发权力出让后，带来了哪些后果。只要后果对公众、对社会造成了损害，就应该严惩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但是遵循“法无明文不为罪”原则，如果追究刘志军的“性贿赂”情节，是不是找不到可以适用的条款和罪名？

　　周光权：我国《刑法》规定了受贿、行贿、介绍贿赂三种形式，并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把财物之外的所有利益，都排除在贿赂内容之外。受贿罪主要的不是经济犯罪，而是职务犯罪，其本质就是“出卖公权，获得私利”。表面来看，刘志军案等一系列官员权色交易案件，有一部分贿赂的内容是“性服务”，但实际上，从现在媒体的公开报道看，杭州刑事辩护律师其中有三起是行贿人出钱雇请他人为被告人提供“性服务”，其实质是受贿人收受了行贿人的钱财，因此，这种情形已经不属于通常所说的“性贿赂”，而是受贿人收受了财产性利益，应该以受贿罪追究。

　　法律障碍来自司法实务层面

　　“性贿赂”之所以没“入刑”，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司法实务层面的障碍，现实可操作性较弱，而立法必须考虑到社会接受能力和现实可操作性。

　　新京报：从1997年新《刑法》实施至今，已经修订了8次，但是面对权色交易高发的现实局面，为什么一直没有纳入“性贿赂”？

　　周光权：“性贿赂”入刑的障碍，并非来自立法层面，而是司法实务层面。法律条文中增加“性贿赂”的相关条款，这没有难度。但是实际操作也就是法律执行，难度很大。

　　比如取证。财物贿赂，可以通过查获赃物等各种途径，收集到证据。但“性贿赂”的隐蔽性很强，双方究竟是权色交易关系，还是彼此之间有真正的感情，这是认定是否构成“性贿赂”的关键。现实中有些提供服务的人员，出于个人安全、隐私等原因，会“谎称”跟受贿人有感情，否认双方的权色交易关系。所以，识别“性贿赂”，不能单纯依靠口供，需要其他证据佐证。怎样收集到其他证据？常规手段很困难，有时需要一些技术手段，监控邮件、电话、短信等等。但一旦允许侦查机关对“性贿赂”使用技术手段，就可能使侦查权没有制约，这在法治背景下是不可以的。法治社会需要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侦查权。因此，“性贿赂”如何取证，陷入了两难。

　　再有，由于“性贿赂”的证据不确定因素很大，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，如果“性贿赂”入罪，势必赋予司法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，这就对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、业务能力提出了高要求。现阶段，我国司法人员特别是基层司法人员，杭州知名刑事律师素质和能力还不高。而对是否存在性贿赂的判断，有时需要法官内心确信，如果司法能力不高，判断结论就可能有问题。

　　所以，不论是从司法界的素质能力角度出发，还是从杜绝错案、预防司法腐败等方面考虑，目前，我国还不具备“性贿赂”入刑的基础。

　　立法必须考虑到社会接受能力和现实可操作性，否则，一旦法有明文规定，但现实无法操作无法定罪，就会伤害法律的权威性、严肃性，使立法成为儿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