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两个户口、公公拥有十余套房产，山西运城纪委前工作人员张彦因此被称“房媳”。在张彦被停职调查后，她的背景也更多被关注。记者调查发现，张彦的丈夫、原夏县公安局局长孙宏军有过三个户口，他还涉嫌长期吸毒。他们生活在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一个“官员家族”，孙家成员及其亲属，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、公务员或国企领导。“如果孙家开家庭会议，到场的部门领导比政府开会还多。”有运城当地人说。

　　“房媳”的故事，有了新的进展。一方面，我们庆幸于这样一个新闻没有“烂尾”；另一方面，公众和网友还有了新的“发现”——关于“房媳”的家庭甚至是家族，我们看到了“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、公务员或国企领导”的事实。家庭会议等同于政府会议——对于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的公共权力而言，这样的传说并不会给坊间留下多少佳话。浙江刑事律师公众只能在遐想之中，想象“卡里斯马”式的大佬在公共权力中的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。

　　客观来说，“家族政治”并不是一个贬义词，而是一个中性词。整个家族的大小成员，或者从政，或者为商界大亨，这样的案例，古今中外并不少见。这样的家族，历来也是公众的谈资。对此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——从政人员家族化，有其合理的一面，毕竟，从政的能力与性格，都会受到家庭环境以及教育理念的影响。但是，看过“房媳”家谱的网友，相信多数不会认可“房媳”整个家族所有成员的个人能力与道德品质都非常突出，更多的人只会徒增对于当下有些地方官场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的无奈感叹。

　　在现代政治之中，公共权力在本质上仍然是属于公共的，最应当剔除和规避的就是血缘纽带在行政权力中发挥作用，防止“一人得道，鸡犬生天”的现象发生。在传统的宗法体制之下，血缘关系主宰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亲疏距离。可是，宗法是宗法，公权是公权，前者为私，后者为公，如果两者混为一谈，浙江刑事辩护律师则便是公权力的灾难——权力必然受制于少数利益集团，其公共性会越来越被私有性所取代。

　　在坊间，我们经常能听到本地某某家庭势力非常强大的传说。公共权力私人化、家庭或家族化的现象，已经十分普遍。往小里说，会出现“受贿父子兵”、“老公当官，妻子当托”的现象；往大处说，会出现一些行业内的“政府权力部门化、部门权力家族化”趋势，更会出现一些大案、窝案。甚至于，对于一些有情人和包养二奶的贪腐官员而言，受贿的方式还可以表现为权力“二奶化”、“情妇化”；此外，对一些官员而言，权力还可能会“秘书化”、“司机化”。

　　让公共的归公共，让家族的归家族。公共权力“家族化”，是公权力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的必然结果。更严重的问题是，权力一旦家族化、私人化，权力和官职还会出现世袭化、继承化的特征，“萝卜招聘”、“因人设岗”等权力合谋导演的招聘闹剧就会不断上演。公共权力以及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大大降低，社会公平也会消耗殆尽。当务之急在于，要将权力这只可怕的老虎“关进笼子”，让官员的权力得到约束，让官员的行为经受住公众的监督，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