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的区别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，引发司法公平性的争议

　　同是懵懂少年，犯了相似的错误，有人可以得到法律的宽恕，有人却必须身陷牢狱。同案不同判的原因是什么？不是因为过错的大小，也不是因为程度的强弱，而是由于户籍的不同。

　　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，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缓刑主要采取辖区监管方式，但是目前少年司法社会配套工作机制尚未完善，对于户籍不在辖区的缓刑少年缺乏监管条件。因此，非本地户籍的青少年犯罪后，因为无人监管，不少不得不执行实刑，这就导致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同案不同判。

　　“如果真的要到‘里面’蹲一年，我不知道今天自己会是什么样子，还有没有勇气站在你们面前。”20岁的阿广是海南人，小小年纪的他却经历了人生的“峰回路转”。

　　由于“小时候一心想做出一番成绩给家人看”，阿广初中还没毕业，就和几个老乡来到广州市花都区打工。2010年6月一天的凌晨，17岁的阿广在宿舍休息时，听到老乡与他人起了争执。听着他们一路从五楼打到了一楼，阿广慌忙穿上衣服，随手拿起一件工具就直奔楼下，参与打架，导致对方重伤。

　　“当听到老乡和别人打起来，我想都没想，毕竟是朋友就要帮忙，我顺手拿了工具就冲到楼下。冲动过后，发现对方流了一地的血，我当时就蒙了，很害怕。怎么办？要坐牢了，我这辈子毁了。哪个厂会收有案底的人？没有工作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谈什么成家立业。”阿广说。

　　案件到了法院，该怎么判呢？考虑到阿广是初犯，主观恶性较小，完全可对其适用缓刑。可是，因阿广户籍、亲属都不在本地，在广州找不到合适的监护人监管，难以适用缓刑。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高亮说：“因为没有广州户籍，这孩子可能就要判实刑了。可这么小的年纪，从监狱里出来心理能不能承受，会不会影响了他的人生，这些都很难预料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给阿广找监护人，只要有合适的监护人，阿广就可以执行缓刑。这不仅对孩子更好，也是落实司法公平的精神。”

　　于是，花都区法院的法官们四处奔走，一方面物色有利于少年犯纠正救助的社区和企业，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做企业主的思想工作。“毕竟企业主会担心，这些孩子们犯过事，如果不听管教的话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，不想冒风险揽苦差。好不容易找到了银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阿广的监护人，让阿广可以执行缓刑。”高亮说。

　　阿广说：“我知道自己不是广州人，父母在厦门打工又不可能领我回家，我是要坐牢的了。在快绝望的时候法官告诉我，有家汽车修理厂愿意做我的监护人，问我愿不愿意到厂里一边学习技术一边服刑。我高兴坏了，就像是奇迹一样，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，毕竟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。

　　在银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，阿广虽然是矫正对象，可企业仍然与他签订了劳动合同，给阿广同工同酬的待遇，为阿广提供免费的食宿和专业技术出色的师傅一对一教导。现在除了必须由师傅操作的工艺，其他工序阿广都可以独立完成了。还有1个多月就刑满的阿广却选择了继续留在公司，他想把手艺练好，将来自己也可以开一家汽修公司。

　　据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统计，该院少年庭自2007年成立至今年3月，共审结少年刑事案件1183件2138人，非监禁刑适用率稳步提升，去年达31.13%。然而法官们发现，外来未成年被告人与本地未成年被告人因监管条件差异，在缓刑适用上出现了“同案不同判”现象，本地户籍未成年被告人缓刑适用率是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3.4倍。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院长曾醒萍认为，这与少年审判以“教育为主，惩罚为辅”的宗旨及少年平等保护理念不适应。

　　在国际上都普遍认可对未成年犯尽量减少监禁的处置方式，我国也一直坚持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的宗旨，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积极推行轻刑化、非监禁化。但是，审判机关对外来未成年犯的缓刑适用率仍要远远低于本地未成年犯，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难以满足适用缓刑的条件。